新中国七十年的少数民族诗歌

 新葡亰宗教     |      2020-04-06 21:46

以上简略地回顾、评述了新中国70年的少数民族诗歌。因精力和阅读面的有限,不包括未翻译成汉语的大量少数民族诗歌,还有大量少数民族民间史诗、民族叙事诗、民间歌谣,以及少数民族诗人创作的旧体诗词。我认为,70年来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取得了划时代的巨大成就。它的丰硕成果、丰富经验和存在的不足,需要很好的回顾和总结,希望诗歌评论界和新文学史界给予更多的关注。

“游子诗人”是草原诗脉中不能忽略的一缕。不论是什么民族的诗人,只要出生在这片土地上,或在这片天空下有过深情的精神注入,草原就成为了他们的心灵家园。他们散落着,又凝聚着,只因为对故乡那份割不断的情愫。查干、高洪波、任卫新、张之静、郑道远、默然、梁粱、冰峰、舒洁、多兰、娜仁其其格,他们的作品在盎然的诗意中本能地幻化着多彩的故乡。

更多的诗歌则着力于别开生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新思想和新追求,热情洋溢地抒发和表达本族人民在新时代的欢乐感情和美好畅想。如库尔班·阿里的《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康朗甩的《傣族之歌》、康朗英的《金纳丽在飞翔》、饶阶巴桑的《牧人的幻想》、巴·布林贝赫的《生命的礼花》等。还有柯岩、高深、汪承栋、柯原、金哲等一批诗人的各类题材的诗作,也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纳·赛音朝克图,这位穿越旧时代、拥抱新生活的诗人,率先唱出了滚烫的颂歌。“像红艳艳的火焰徐徐高升/我们的国旗,有多么威风/成立了新的国家呀/我们的人民,是多么的欢欣!”《我们的国旗》拉开了内蒙古政治抒情诗的序幕。而巴·布林贝赫的《心与乳》则带着草原生活的清新与草原人民的挚诚,向新生的共和国唱出了赞美的心声。作为第一代内蒙古新诗的奠基者和领军人物,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可谓这一时期草原诗歌天幕上次第亮起的双子星座。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不仅像尼米希依提、纳·赛音朝克图、擦珠·阿旺洛桑、沙蕾、牛汉、木斧、康朗英、康朗甩等这些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活跃于诗坛的老诗人,重新开放出绚烂的艺术花朵,而且在各少数民族中都迅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诗歌新秀。许多过去只有口头流传的民歌民谣和民间叙事诗的少数民族,也开始有了自己用笔写作的第一代诗人和诗群。

在线性地梳理了内蒙古诗歌的发展进程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一些特殊诗歌现象。

70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队伍在生活激流和时代风云中日益壮大并不断成长起来。我们已经拥有一支包括几代诗人在内的、阵容可观、成果丰硕、前程远大、不可低估的少数民族诗歌创作队伍。5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诗人,有的民族已拥有数以百计的诗人群体。光从历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来看,共有100多位少数民族诗人的167部(篇)诗集(长诗、短诗)获奖。在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评奖和后来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活动中,也都有少数民族诗人的诗集获奖。

母语诗歌在内蒙古诗歌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语言的限制,母语诗歌的声音更多在草原上传播。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其木德道尔吉、丹碧扎拉桑、赛西雅拉图、特·达木林、安柯钦夫、阿尔泰、齐·莫日根、敖力玛苏荣、勒·敖斯尔、巴·敖斯尔、萨仁其其格、特·官布扎布、特斯琴、纳·熙乐、满全·道日纳、马英、海日寒等,一大批优秀的民族诗人承前启后,让草原母语诗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其中一批优秀诗人的创作,或因翻译不够多,或因翻译不够好,诗的光芒受到了遮蔽,这不能不说是草原母语诗歌的遗憾。

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党的文艺路线和民族政策得到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落实,中国作协创办了专门发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期刊《民族文学》,定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奖活动,连续不断举办少数民族作家的培训班、研修班,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参与中外文学交流,不定期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集中研讨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有关问题,少数民族诗歌也同其他门类的文艺形式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主要表现在:

感谢广子、温古两位诗友,是他们具体、细致,不厌其烦、不辞辛劳的协助,使得这项浩繁、琐屑、令人生畏的工程得以完成。对于诸多前辈诗人和各路诗友的鼎力相助,我更是深表谢忱。

一批根据民族民间故事创作的叙事长诗,以朴素、清新、明丽、丰富的语言,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深情独特地揭示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精神美、心灵美,强烈深刻地表现了他们反对黑暗势力、追求幸福自由的坚强意志和崇高理想。如韦其麟的《百鸟衣》、包玉堂的《虹》、苗延秀的《大苗山交响曲》、汪玉良的《马五哥与尕豆妹》、沙蕾的《日月潭》、牛相奎和木丽春的《玉龙第三国》等。

追溯草原诗歌的形成与发展,脉络是清晰的。新中国的建立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焕发鼓舞了草原儿女的歌唱热情,为内蒙古新诗创作带来了空前的活力。新时代、新气象、新希望,唤醒了沉睡已久的草原诗性,拨动了草原敏感的艺术神经,诗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讴歌时代。新诗,无疑是最无拘无束、最符合草原性情的抒发方式。因此,70年来,新诗在内蒙古的生长获得了令人慨叹的广阔自由。

第一,不仅每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诗人,而且诗歌作者的队伍更加壮大。大家挣脱了种种“左”的禁锢,思想解放了,眼界开阔了,题材不断拓宽,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人生百态,英雄人物、普通百姓,山水风光、花鸟虫鱼,各种各样的题材都在少数民族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异彩纷呈的反映,语言形式、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也更加多样化。少数民族诗歌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显得更加丰富奇丽、多姿多彩。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期,一批少数民族诗人就创作了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民族特色的诗歌作品,在中国诗坛上构成了一道独放异彩、耀人眼目的风景线。

在80年代,诗歌创作获得了可贵的自由,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朦胧诗”大潮迅速席卷了整个诗坛,初春的草原诗歌也蒸腾着氤氲的雾气。旧有的思维模式完全被打破,写作观念不断获得更新,诗人们在技艺乃至语言层面探索着全新的表达方式。诗人们既关注宏大的时代主题,也关注日常的生活、普通人的情感和自我的内心世界。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诗歌构成了多元共存的局面。在语言、表现手法等形式上,也都呈现出鲜明的实验色彩。

少数民族诗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所处的伟大时代。他们扎根在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前进在时代变革的广阔天地里,敏锐地感受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他们努力使自己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认为能自由地为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而歌唱,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克里木·霍加说:“潜入生活海洋的最底层去吧,让你的心变成人民的回音壁。”巴·布林贝赫说:“在我看来,对于母亲的爱、祖国的爱和党的爱,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

宛如牧野高原上涌动着的草浪,内蒙古的新诗历经了漫长的生长蔓延与起伏嬗变,70载光阴,这片绿草地上收藏了多少风雨多少阳光,是到了回首检验的时候。

70年来,几代少数民族诗人与时俱进,观念不断更新、思想不断深化、眼界不断开阔、技巧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他们都坚持从自己脚下的土地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切身感受出发,从时代、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他们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的时代歌手和人民代言人的崇高使命,因而渗透在他们全部作品中的,首先是一种对自己故乡、民族和祖国的深深的爱,是一种由衷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声表达。

许多诗篇绚丽多姿地抒写了各少数民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生动有趣地展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爱情婚姻和文化生活,而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包玉堂的《仡佬族走坡组诗》、纳·赛音朝克图的《蓝色软绸缎的“特尔力克”》、吴琪拉达的《该把口弦挂在谁的胸上》、张长的《爱伲人的婚礼》等。

论及70年的内蒙古诗歌,绕不开中国百年新诗这个前提。100年来,伴随着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迅猛前行的文化发展,中国新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民族文化的重建与复兴,催生了草原诗歌的发展。70年来,内蒙古诗歌以顽强的生命底色与中国新诗大潮迎面汇合,渐渐形成了风格别具、奔涌摇曳的花的原野。

第三,老年、中年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改革开放后与时俱进,对诗的本质、诗人的职责和诗作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在新时期涌现出来的诗歌新人,更是因为几乎没有什么旧的理论模式和创作模式的影响和束缚,一开始写诗就有比较新颖和独特的个人特色,体现出一种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他们在创作实践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老、中、青几代少数民族诗人在新时期的创作中,都在努力追求写出具有民族魂魄、人类情怀、世界眼光相结合的诗歌。

新诗一经落草,便挣脱了旧体诗的桎梏而独立行走。散文诗看上去介乎于诗与散文之间,但其实它有着不同的血脉与骨骼。这部“诗选”只收录新诗,既非“偏颇”,也非“歧视”,而恰恰是对每一种独立文体应有的尊重。

第二,经历了十年“寒冬”的考验,少数民族的诗人们“站在历史长河的岸上,让庄严的思想展开沉重的翅膀”。单一的直线视角为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感受和揭示所代替,肤浅的直白的歌颂为丰富复杂的内容和严肃深沉的思考所代替,天真浪漫的情绪为严峻艰苦的探求和引人深思的历史感所代替。诗人们诚实勇敢的品格和纯真高尚的灵魂得到冶炼和展现,他们的诗也就有了更尖锐深刻的穿透力和更富于概括力的历史深度。伴随着对真、善、美的歌颂,往往有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在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巨变和瑰丽景象而欢欣鼓舞、由衷赞美的时候,诗人们也没有忘记对某些随之而来的腐败与欺骗的揭露。他们不论写什么题材,都注意把自己独特新颖的个性感受和启人心智的哲理思考,贯注于诗的创造活动中,从而使自己富于民族特色的诗篇有了更厚重深刻的时代生活内涵。他们在思想和艺术的追求上,在继承与革新、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方面,都比过去更自觉、更成熟而更富有创造性了。

进入21世纪,网络和新媒体的发达,给草原诗人带来更为迅速、便捷的成长途径。但较之全国其他省份,内蒙古新生代的诗歌与人们的期待尚有距离。新世纪以来,内蒙古诗歌在全国产生影响者,大多仍是那些早就登上诗坛的成熟写作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中老年诗人们持续不懈地努力创作着,另一方面是因为诗歌在这个时代不再处于“中心”,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近10年来的内蒙古诗坛显得有些冷静,甚或寂静,没有喧嚣,没有震荡。诗歌面貌依然保持着草原的宽广、沉稳、雄健、持重,似乎有些凝滞,似乎有些迟缓,但没有随波逐流,没有浮光掠影。这不啻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坚守。

少数民族诗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和优势:他们都能够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人民生活的深厚土壤中,比较注意从本民族独具风采的民间文学宝库中,从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神话传说、长篇叙事诗和简洁精美的民歌民谣中吸取丰富的养料,从本民族的人民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因此,他们的诗歌在题材、内容上,在语言、形式、风格上,都有着鲜明的民族色彩和民族气派。

80年代的诗歌探索与全新风貌的诗歌涌动,与新一代诗人登上诗坛密不可分。张廓、赵健雄、张之静、蒙根高勒、雁北、白涛、张天男、默然、成子、梁粱、董培勤、杨挺、张钟涛、方燕妮、蓝冰、蒙原、独桥木、牛敏、冰风、南鱼、斯日古楞、西凉、竞心等众多诗人,渐次成为内蒙古诗歌的中坚力量。他们以卓异多姿的个人风采和宏远雄浑的群体热量,不断锻造着草原诗歌的美学风范。他们承前启后,为草原诗歌多声部、多向度、多元化的审美实践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其中,有几位以表现蒙元文化和草原精神为使命的诗人,葆有旺盛的创作活力,直至进入21世纪依然活跃在诗歌创作现场,不断拓展草原诗歌的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我国各族人民迎来了当家做主、平等团结、和平幸福的美好春天,也标志着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诗歌进入了迅速崛起、发展繁荣的新时代。巴·布林贝赫、马瑞麟、康朗甩等众多少数民族诗人,以无比兴奋激动、欢乐舒畅的感情,歌唱生活的巨变和祖国的新生,歌唱边疆民族地区日新月异、如锦如绣的迷人风貌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欣欣向荣的春天,歌颂我们亲爱的党、英雄的人民和伟大的时代。

70年的内蒙古新诗,最重要的成果当是草原诗歌精神的确立。何谓草原诗歌?我认为,草原诗歌是指以草原风光、风情、风貌为底色,以表现忠勇、自由、追寻为精神内涵,以明快、豪迈、哲思为基本风格的诗性抒写。

正因为对扎根生活土壤、歌唱祖国人民和伟大时代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少数民族诗人始终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和诗歌精神。70年来,在几代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歌唱新中国、歌唱新生活、歌唱新时代这样一条红线。即使是在“文革”十年当中,有的少数民族诗人仍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和“坚定的信念”,在偷偷写着当时不可能发表的诗,表达自己对人民忧患、祖国安危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如牛汉、黄永玉、克里木·霍加等在“文革”中就写了不少后来发表并获奖的好诗。少数民族诗人们在新时期40多年来创作的大量优秀诗篇,更是以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深刻的思想力量和强烈的时代精神,激荡着我们的心。他们以自己内心深处涌流出来的真诚、深挚的火热情感,以自己在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经过深思熟虑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来歌唱时代生活,歌唱祖国人民,揭示和创造人民所需要的艺术世界。

赞歌唱给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沸腾的现实生活的确容易引燃诗人们的激情。很快,草原上就诞生并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空前活跃的诗歌队伍。韩燕如、安谧、戈非、贾漫、纳·塞西雅拉图、哈·丹碧扎拉森等年轻的诗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这时期内蒙古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歌颂党、歌唱祖国、歌唱时代、歌唱生活、歌唱民族、歌唱团结,诗中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开创新世界的豪迈与自信。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文艺“双百方针”激活了短暂的创作自由,旋即又受到“反右”运动的影响。在“大跃进”时期,内蒙古诗歌也走得不够顺畅。到了60年代,文艺政策调整,内蒙古诗歌获得了短暂的生机,诗的视野开始由单一的政治话语转向对风土民俗、自然风光和劳动汗水的吟诵。巴·布林贝赫、其木德道尔吉、韩燕如、安谧、王磊、戈非、张长弓、贾漫、周雨明、孟河、杨若飞、勒·敖斯尔、巴·敖斯尔、毕力格太、张之涛等人自觉地着眼于诗歌艺术的探索。